校友专访│黄晓军院士:从中山医走出的“架桥人”,以“北京方案”改写世界骨髓移植格局

发布人:张玉琦

几十年前,

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排异壁垒,

曾被国际医学界视作难以逾越的禁区。

如今,一套源自中国的原创体系,

破解了世界性供者匮乏难题,

让“人人都有供体”成为可能。

从中山医刻苦求学的南国学子,

到斩获国际荣誉的医学领路人。

他立足临床痛点构建转化医学的闭环。

他,就是“北京方案”的创立者

——黄晓军院士。

黄晓军,中国工程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山医医疗系1987届校友。现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深耕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三十余年,牵头创立了全球公认的单倍型(半相合)移植体系——“北京方案”。他曾两度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还获得国际血液和骨髓移植研究中心(CIBMTR)“杰出服务奖”等国内外重要荣誉。

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刚踏入中山医科大学大门时,严谨的学风便给黄晓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回忆起免疫学冯慧敏教授,黄院士感叹,正是从那时起他体会到了医生的分量:“医生既需要科学求真,也需要人文向善。”

实习期间,前辈名医在手术台上的创新让他意识到:“普通医生用技能解决日常问题,而真正的大医生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去带动行业、惠及更多生命。”

毕业择业的关键路口,心血管、呼吸等专业备受学子追捧。但黄晓军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认为,热门方向人才济济,不必盲目追随;血液科当时相对冷门,不少病症救治难度极高,还有许多亟待破解的医学瓶颈。正是这份直面难题的魄力为他日后向世界级医学难题发起冲击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90年代,骨髓移植要求供患双方HLA抗原完全匹配,无数患者因等不到供者遗憾离世。HLA要求低的半相合移植则极易出现致命排异反应。彼时国际主流方案复发率居高不下,探索频频受挫。刚工作不久的黄晓军,萌生了强烈的责任感:“如果等我们成为医疗的主力,治疗水平还不能超越前辈怎么行?必须把半相合搞定!”

这是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攻坚。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晓军敏锐发现常规药物G-CSF具有调控T细胞功能的作用。“就地取材,老药新用,这是适合当时条件的创新。”从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动物实验,再到2000年首例采用半相合移植成功救治患者(存活至今),他用行动践行了知行合一。

面对早期国际同行的质疑,他用扎实的临床数据回应,最终证实半相合移植与全相合移植疗效基本相当,同时半相合移植具备更高的抗感染能力。“改变人的理念很难,”黄院士说,“你需要持续产生高质量新数据,用科学语言去沟通,星星之火,终能燎原。”

针对年轻医生对“做临床还是科研”的迷茫,黄晓军用亲身经历给出了答案。读研第一年,他在临床上遇到一位胰腺炎并发末梢神经炎的患者,敏锐察觉异常后,他查阅大量英文文献,将这一病例写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

“写文章、做科研不是为了那个结果,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发现问题的敏锐度、收集资料的广度、归纳总结的逻辑能力以及沟通表达的能力。”

当被问及新时代青年医者该树立怎样的理想时,黄院士给出了最真挚的期许:“首先要有一颗善良的、为病人服务的心。在这个基础上,要有大医生的理想——勇于科学创新,敢于责任担当。只有一开始就树立这样的目标,我们才能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积累能力;当机遇来临时,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大医生。”

科学求真,人文向善。

从中山医的青葱岁月,到攀登世界血液病学的高峰,黄晓军院士用三十余年的不懈求索,为这八个字写下了生动的注脚。他创立的“北京方案”,架起一座跨越移植壁垒、挽救生命的桥梁;中山医 “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 的精神,也在国际医学舞台绽放光彩。

使命在肩,薪火相传。

前辈已在无人突破的医学险途开辟通衢,新一代中山医人也必将循着这份纯粹的医者信仰,在临床与科研的双向奔赴中,持续书写中国原创医学的时代华章!